从比较经济史视角理解中国五年规划制度

  习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编制实施14个五年规划（计划），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奇迹。规划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部规划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经济史。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大视野来看，规划制度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都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规划制度，但实施效果却参差不齐，尤其是能像中国一样长时间坚持并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很少。比较我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规划制度与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的五年规划制度，更好地认识和学习新中国经济史，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

  现代国家规划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如德国等国家制定了全国性的经济规划制度，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迅速管理和配置非常稀缺的战略物资资源。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苏联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标志着五年规划制度在整个世界的诞生。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规划，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由于苏联的巨大成功，五年规划制度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通往工业化道路的灵丹妙药。于是，20世纪3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了席卷全球的计划化浪潮，约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他们中大部分模仿了苏联的五年规划制度。受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也于1934年成立了国家规划委员会，通过制定规划推动联邦项目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划制度进入鼎盛时期。许多战后国家由于面临物资和资源的紧缺，都引入了中央计划体系，由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更加理性地管理资本和市场。比如法国和日本引入了宏观经济规划，法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日本成立了经济企划厅，荷兰、挪威、比利时、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此外，大部分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以后都选择了规划制度，这一时期在世界各个国家勃兴的规划制度被世界银行称为一项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伟大人类实验。

  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规划制度慢慢的出现危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非洲的发展规划总体上宣告失败，世界逐渐出现了去计划化的浪潮。随后苏联和东欧开始了规划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以“滚动”年度计划的方式增强规划的灵活性。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国家都抛弃了计划体制，并且是“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式抛弃了规划制度，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欧洲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地区）也逐步取消了规划制度。

  中国是少数长时间坚持五年规划制度的国家之一。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2021年开启的“十四五”规划，中国的规划制度经历了从探索到改革、再到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五”到“五五”是规划制度的探索时期，虽然规划制度经历了曲折，但我国在规划制度的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五”到“十五”是规划制度的改革时期，这一段时期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转轨阶段，成功实现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我国规划制度特色初显，程序逐步规范。“十一五”至今是规划制度的科学发展时期，这一段时期我国正式将计划改名为规划，在五年规划制度的指引下，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规划制度不仅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自规划制度诞生以来，虽然不同国家规划制度的形式看似相同，但是从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两个维度来分析，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从规划编制维度来看，可大致分为机械性全面计划（全面计划+难以调整）、适应性宏观计划（宏观计划+科学调整）、指导性抽象计划（抽象计划+无需调整）三种类型。从规划实施维度来看，可大致分为控制性任务治理（自上而下+约束为主）、激励性目标治理（凝聚共识+激励约束）、放任性自发治理（自下而上+激励为主）三种类型。

  一是机械性全面计划与控制性任务治理的组合，也就是在规划编制中对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作出非常详细的计划，由于规划内容面面俱到，每一项调整都要重新计算，因此调整相对较难；在规划实施中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为主，重点运用指令性指标进行约束控制。苏联的五年规划制度总体可以归为此类型。

  二是适应性宏观计划与激励性目标治理的组合，也就是在规划编制中主要制定宏观战略层面的计划，并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在规划实施中，既注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鼓励自下而上的灵活创新，能够综合运用约束性、预期性指标进行激励和约束。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总体可以归为此类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五年规划。中国五年规划是一种宏观战略规划，是一种规范性政策而不是禁止性政策，主要为各级政府设置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级政府可以制定出不同的行动方案，这些方案彼此联系，有时又相互矛盾，因此灵活调整和自主决策的空间较大。此外，这种宏观战略规划还可以实时评估和调整，而且可以吸收多方参与主体的意见，更广泛地反映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中国的五年规划一方面有对各级政府的目标约束，另一方面还有对市场主体的目标引导和激励，是激励性目标治理的具体表现。

  三是指导性抽象计划和放任性自发治理的组合，也就是在规划编制中主要制定一些更为宏观抽象（比如价值层面）的计划，因此无需依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在规划实施中，主要是以自下而上的自发治理为主，以激励为主，很少运用指标约束。法国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度总体可以归为此类型。

  回顾我国五年规划的历程，虽然最初学习了苏联模式，但我国规划制度一直在不断探索、改革、发展和完善，形成了“适应性宏观计划+激励性目标治理”的科学规划制度。相较而言，中国的规划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柔性的、较为灵活的弹性规划制度。

  为什么弹性规划制度在实践中如此有效呢？正如习所说，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刚性规划制度认为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要么只重视政府的作用，要么只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弹性规划制度的重要优势就是实现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具体而言，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既是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宏观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期性、延续性的科学计划，也能充分吸纳市场的诉求，适应市场需要，对目标、内容、任务进行不断调整。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僵化的五年一度的一次性工作，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是中央和地方在每个年度不断研究、协商、试验、评估、调整年度计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发力的循环过程，这些做法让中国避免了规划一旦出台就无法调整的困境。尤其是面对艰巨的宏观经济挑战时，比如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场带来突如其来的冲击，中国果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明确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具体目标，显示出规划制度极强的适应性。

  中国五年规划的实施也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将各个层级不相同的领域的政策主体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引导或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制约各级政府的行为。因此，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这种弹性规划制度既可以应用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可以应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通过“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在实践中破解了这道经济学上的理论难题。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